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有其具体所指，这也正是该时期中共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认知表达。“三大政策”本质上即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具体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的书写，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抗战这一当时最大的现实政治。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表述语境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以抵抗日本侵略，自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有所回忆和叙述，从当时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而言，因抗战局势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的语境也有所不同。
抗战时期有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该纪念日涉及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正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纪念中，强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将之视为革命政权发展即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的基础，纪念话语有言：“为集中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权以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在广州乃有国民政府之成立，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初成果。”也只有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革命据点支持下，才有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的北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1943年双十节纪念时，《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孙中山先生修改了他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并完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便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纪念话语在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往往将之与国民大革命相联系。
同时，因“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也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延续和发展。许涤新在1939年孙中山逝世纪念时撰写文章，指出：“中山先生深知欲求中国独立解放之成功，对外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对内一定要联合一切反帝的力量，在这里，联共是必取的途径。因为中国共产党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是全国一部分优秀分子之所归，而且紧握住中国工人阶级反帝的光荣传统，所以称为全国反帝运动中一个最坚决的力量。不但如此，中共自成立以后，即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势力的方针，更向国民党提出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这么一来，便在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成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了。事实证明中山先生的政策是正确的。”他通过纪念话语道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来龙去脉，其中最为强调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性。孙中山记忆并非只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的语境，本身即是重要政治记忆，作为象征符号为抗日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
纪念话语中“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的使用，并非完全在积极肯定的语境中进行。换言之，“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中的不少负面内容在特殊的现实环境下也会被唤醒，从而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当抗战中出现某些汉奸投降败类时，吴玉章则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记忆，暗示当时的汉奸败类在历史上已有“妥协”行径。他说：“汪逆是四月回国的，在他三个月暗藏的危害革命之后，就召集了七月十四夜的国共分家的秘密会议，孙夫人事先得到消息，不禁痛哭革命的前途又要被汪逆断送了，就派了代表去出席会议，力争国共不能分裂，因为凡是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都不忍见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不忍见当时蓬蓬勃勃革命的运动再受挫折。会议上争论很激烈，但终由于汪逆的坚持和一些投降妥协分子的赞同而通过了国共分裂的決定。从此就开始了极端的恐怖。”周恩来在1944年双十节发表讲演，其中即说：“北伐期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不受当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的指挥，结果遂造成军事独裁，断送革命。”此中应有周恩来对抗日战争后期国共双方矛盾的观察。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执行的重要战略策略，其中中国共产党纪念话语将“第一次国共合作”纳入“统一战线”话语体系下进行理解，提升到一定理论高度。1938年双十节《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将辛亥、北伐、抗战相联系，其中涉及第一次国共合作部分即有如此脉络：“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要算是第二次统一战线，于是，造成北伐胜利。”而“全国抗战，在蒋先生领导之下，于是，又有第三次统一战线，包含着新的国共合作，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参加”。“国共合作”是两次“统一战线”的基础，辛亥、北伐、抗战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战线”各阶段。统一战线具有延续性，不仅能够增强北伐国民革命中的革命力量，也能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实行，乃有北伐革命战争，和红军的英勇奋斗，乃有今天全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国共合作产生如此大影响，才有北伐国民革命的胜利，也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语境实质上展现出其内涵的生成，无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纪念话语的表述语境如何，最终落脚点依旧在抗战，这才是当时最大的现实语境。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旨内涵
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表述有其具体所指，这也正是该时期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认知与回望的表达。
“第一次国共合作”纪念话语中言指到“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仅产生了北伐，也有具体的三大政策。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在表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强调其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与价值。1941年的《晋察冀日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六周年的文章中，高度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的国民党得到列宁与共产党协助，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九二三——二四年的改组，促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发展与充实了三民主义的革命部分，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在这一时期内，孙先生的一切主张与言论，成为国民党与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永恒的光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是伟大的，它使一切革命势力得到飞跃的发展，使解放的怒潮澎湃全中国。”“三大政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名的三大政策，就是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团结工农群众的三大政策，就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并且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三大政策的实施“才产生了一九一九——二七年蓬蓬勃勃的大革命，才有了民国十六年的誓师北伐，使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面前发抖，使北洋军阀在革命的北伐军的面前消灭了”。某种程度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其历史目标和价值。
纪念话语高度肯定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石西民在1939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时说：“中山先生卓越的眼光，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中，证明了他的伟大。民国十三年国共合作以后，不仅实现了中山先生‘成一最有力量之国民党’的愿望，并且迅速地统一两广革命根据地，发动北伐以破竹之势，抵定长江流域。”正因国共合作才有了中国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不仅如此，国共合作政策作为“三大政策的基本环节”，其中“联苏政策的形成，和联共政策分不开，而扶植工农政策的形成，也和联共政策分不开，时人皆知：国共合作再造了国民党，再造了中国革命，也再造了中国民族”。整体而言，纪念话语比较完整的通过回忆阐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绩：“英明的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提议，毅然改组国民党，坚决和共产党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来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这样就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联合了起来，成为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因而就产生了1925——27年的大革命，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打败了北洋军阀，革命的势力普遍到全中国。”这些成绩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试图给抗战提供精神鼓舞。
不仅关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与成绩，同时该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也强调“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意义。这种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之间的一种合作，革命纲领上达成的默契：“中共这最低纲领则与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即要求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大联合的民权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大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这里就形成了中共与中山先生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一种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在这政治基础上形成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革命之间相互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正因革命事业的需要产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抗战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有不少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的书写，虽有其语境与具体内涵的阐发，但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抗战，回望与回忆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具体指向现实中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且所言背后多有隐含之意。
国共合作不仅是北伐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战时期的中共纪念话语中即不断的重复着如此观点：“我们的抗战之所以支持了将近两年之久，是由于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部分地动员了民众参加抗战，实现了军民合作，这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的真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并且也只有实行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赢得抗战，只有“巩固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坚决抗战的党派与力量团结起来！不要让日寇、汪派和反共分子来破裂我们的团结与抗战”。显然，纪念话语中所言的“国共合作”指向当下的抗日战争，该时期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实质上而言指向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并为之提供经验。
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进行双十节纪念，将两次国共合作并置进行论述，但同时也强调：“抗战是长期的，我们需要更坚强的，更扩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来战胜全副武装的凶恶的日寇！因此，我们不仅要回忆历史的成功，更要回忆历史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该处述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将之视为经验和教训，服务于当前的抗日战争，并希望能够形成有较过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确实有其成绩，但最终国共分裂导致某些后果。1943年《解放日报》为纪念双十节发表社论，说1927年“国共分裂，革命失败”，如此导致“除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土地革命外，大部分中国，重新变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乃得乘隙而入。抗战军兴，国共复合，支持抗战六年之久。”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在此意义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叙述与记忆提供的是教训，最终“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了国共两党分家，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目前若再重复过去两次革命的错误，则目前抗战又将失败，而我国历史将是铁面而无情，把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者称为民族的叛徒和国家的罪人。所以我们要反对汪精卫等汉奸分裂国民党、挑拨国共合作等等企图，我们要反对一切‘反共’的宣传和活动。”再次国共合作则应汲取历史教训，不能因某些汉奸破坏国共合作分裂分子的存在，再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警惕历史的重演。
纪念话语中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记忆与叙述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正面经验。纪念话语强调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时说：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满清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东西，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要从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这些经验具体而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国民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缘起。
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诸多相通处。其中“由于民族危机加深而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样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国共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的。所以在合作之初，共产党即声明‘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共产党不只是在口头上这样说，而且实践着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来说，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开始后都先后走上了抗日战场，成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中坚力量。以民权主义来说，共产党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广泛的实行了民主政治，提出了三三制，保障了一切抗日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就民生主义来说，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等适当的人民生活的政策。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状态下，中国共产党是三民主义的坚决执行者。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仍继续合作了一个时期，但在北伐的中途，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合作即告破裂。孙先生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既因与共产党合作而获得新生命，自必因这个合作的破裂而丧失其新生命，重踏前次完全失败的覆辙。这也是显然无可争辩的。自此以往，共产党即不得不单独进行孙先生所说不妥协的革命，知道这次抗战的爆发，抗战本是国民党当局完全恢复革命三民主义的一个最好机会，但可惜这至今还只是一个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至今还只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即共产党所领导的地区实现，而没有在全国实现的缘由。” 抗日战争成为恢复“三民主义”的“最好机会”，而“三民主义”与国共合作的关系密切。
纪念话语有时甚至将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形容为“恢复了国共合作”，隐含之意指向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的民族不幸有了分裂，革命遭了挫折，以致最近几年来更受到日寇的侵略，占领了半个中国的领土和首都！每天每时，我们的军民还在敌人的屠刀下流着鲜血，我们的妇女在敌人的奸淫、调戏、割乳房……侮辱之下。这不能不是我们愧对中山先生的地方。幸而好，大家还能悬崖勒马，精诚团结，恢复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全国抗战，并且我们全国男女都已下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这样算是安慰中山先生于万一。”国共合作成为关键时期的重要策略，不仅是大革命时期，抑或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仍是中华民族获得解放的基本保证。
1938年边区政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时，还高呼口号“坚决执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巩固国共合作唤起全国民众”，国家面临危难之际，更应“为实现民族主义而奋斗，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拥护统一的国民政府，加强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我们更要继续踏着阵亡的血迹，前仆后继地拥上前线，抱定战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的坚定决心，准备流我们的最后一滴血，这样才能对得住孙中山先生，对得住英勇牺牲的无数烈士，才能把日本强盗最后的驱出中国去，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应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扩大和发展，“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即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寇侵略。民国二十四年，又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为抗日救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两党重新结合，以救危亡，国民党英明领袖，也能顾全大局，使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及全国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抵抗日本侵略者属全民族的抗战，自然不仅有国共两党间更为密切的合作，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并且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要在“全国团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国共合作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高呼：“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所谓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与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收复一切失地，而不知其他”。面对强大的敌人，也只有实行国共合作才能实现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作者郭辉，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