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中进士能当几品官（过去的进士能当什么官）

科举中进士能当几品官（过去的进士能当什么官）

一些地方志会提及当地进士的最后官位，但不能全信，因为地方志的记载可能不完全或不正确。幸好，我们处理的一种晚明进士名册，是科考之后半世纪，一位举子的后人所精心编制的名册，其中登载该科所有进士最后官职的正确信息。我们也有一种晚清名册，是该科的一位进士在考试后20多年编撰的，它提供所有该科进士在编名册当时的官职，似乎绝大部分人已升到最后的官职。同治七年进士名册，在该科考试至少22年之后才刊印。

诚然，它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完全，对同科少数进士来说，刊载的可能不是他最终的官位。其中最终官位升至前三品者，看来极不可能会达到同科进士总数的十分之一。虽然其他科的进士考试，由于缺乏类似信息，不可能做有系统的统计研究；确认了我们一般的印象：清代进士要升至最高的官品，较中国史上各朝代来得困难。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清朝留给汉人做的高官位总数大量减少，汉人必须与满人、蒙古人及汉军旗人分享官位。如同治七年进士名册显示，光绪十六年以前，该科进士官至四品和五品只有6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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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从官员家庭世代间社会流动的立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大部分有祖先任高官的进士，仕途最终的官职可能多停留在官员体系低层，而大部分祖先任中级官员的进士，最终可能在官员身份上没有进展。只有那些祖先为低级官员或有可能有低级官员身份之进士，凭借他们的高功名而提高其社会地位。要分析所有的48科名册太费时间，因此只能处理其中的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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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名册的挑选，是基于版本的优越和涵盖的年代较好。由于进士社会成分的关键性变迁，首先发生在晚明，其后在康熙时期；似乎需要把明代最后的万历三十八年的名册和现有三种康熙名册中的两种也纳入分析之列。康熙四十二年科进士名册，虽然版本残缺，却是18世纪这类现存可用的唯一名册；就有关个别进士祖宗信息而论，这份名册的品质是好的。重要事实：第一，低级官员和可能出任低阶官员家庭中，平均每三代产生进士比率为23.7%，他们的高阶功名使他们已然上升至官僚体系的中等阶层。同时，有42.9%出身平民家庭的进士。因此，近三分之二的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或现任低阶官员及候补低阶官员家庭，可以说政府官员阶层的成分经常处于波动状态。第二，祖先为高级官员家庭的进士比例不高，受制于一种几乎是内建的向下机制，高阶家庭难以长期维持其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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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尽管政府经常注入新血轮，官僚体系总能维持内部的持续性与平衡，因为平均三分之一的新进士出身中级与高级官员家庭，这有助于彻底而从容地同化那些来自普通平民家庭和低阶官员家庭的新官员。为奖励有大志者与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科举制度起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作用。然我们不能忘记，选取举子的三代直系祖先中官位最高者来断定其家庭身份地位，但C类家庭世代间向上与向下社会流动的确实数量与幅度，应比统计所能呈现的大得多。在我们的社会学术向上流动的统计研究中，有一方面的资料特别难收集到，那就是为数极大的生员群体之社会成分资料。由于得到生员身份标示着攀爬社会学术阶梯漫长过程的正式开始，指明生员这一基础初阶科名拥有者的社会成分之任何资料，均可阐明向上社会流动程序的临界点。现存仅有的三种生员名册，均登载举子的祖宗记录，值得做一仔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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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拟先说明，整体而言，进士社会成分显示长期变迁的一般趋势。不出所料，生员仍由广大社会基层中选拔出来。太平军战役密集的长江下游地区，受到严重破坏的咸丰时期，其出身无科名家庭的生员的比例最小。尽管我们的资料，只涵盖三个长江下游地方，但它们仍具高度意义，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它们显示，即使在文风鼎盛的地区如常熟，这个夸称出过许多一甲进士和全国著名家族的县份，一般平民仍有公平进入这个关键的社会初始转型的机会。第二，这三个序列的地方数据，可帮助我们更广泛地了解那些高阶科名拥有者资料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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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举制度经过高度严格筛选，进士位居科名拥有者的大金字塔之顶端。事实上，即使清代出身进士的平均数已降至明初平均数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间，但仍有超过一半的生员来自没有功名的平民家庭。这意味着在宽广金字塔底部的普通平民虽不易进入顶端，但底层仍有较宽广的机会结构。有赖于常熟、海门与南通的这些数据，我们的推测至少有部分是可以成立的。第三，明初的生员总数中，有功名家庭出身的生员只占一小部分，至清代后半已为相对多数，但这不能视为有儒学传统的地方家庭越来越能延续他们在地方考试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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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名册的编者在总结这依地方家族编排，极其复杂却有价值的生员表时细心地观察到，只有少数地方家族能成功地在好几代中，每代均产生一位生员。同样的表及编者评语，也可在邻近的海门县生员名册中看到。明代平均近四分之三的生员，清代超过一半的生员，来自先前连初阶科名都没有的寒微家庭。这意指广大生员群体，甚至比他们更少得多的进士群体，其社会成分是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中。总之，统计序列显示出最重要的特征，是进士人数，从16世纪后半起至清代的末叶，呈持续减少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