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彭康（1901年—1968年），江西萍乡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1919年—1927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加入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中央文委代理书记。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4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狱中坚持与敌人进行斗争，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7年8月，经谈判斗争得以释放。之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兼联防司令部政委，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等职。1952年起，任交通大学校长；1953年，兼任党委书记。1956年，率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曾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协主席等职。为交通大学西迁及西安交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彭康是开拓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也是具有深厚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的带领下，交通大学自东海之滨迁往祖国西部，开创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千秋基业。他的一生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同向同行。
刻苦读书 立志报国
1901年，彭康出生于萍乡市上栗县南岭下村的一个书香之家。十三岁时，经私塾和祠堂小学启蒙，以学名彭坚考入萍乡中学。当时的萍乡中学开西式教育之先河，融中西文化之精华，素有“赣西文化堡垒，渌水知识摇篮”的美誉。彭康在这里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启蒙。中西文化的碰撞、新旧思想的交锋，使他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要变革，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
1918年秋，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子之心，彭康自萍乡中学毕业后，踏上了赴日的旅程，先后在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及京都帝国大学求学。赴日后，彭康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准备，通过严格考试，从约五百人的留日学生中脱颖而出，考取了中国政府官费资助留日学生的五所学校之一—日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班的文科类。
1921年4月，经过短暂的文化学习，彭康以文科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鹿儿岛县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由于他英文水平好，当时一天已可阅读一百页上下的英文小说，故被编入文科乙类，专攻德文，英文副之，并与日籍学生同班学习，成为本级毕业生中唯一一位中国学生。在七高学习的三年中，彭康学习了哲学、历史、伦理学、日本文学等课程，尤其是每周一半以上时间的语言学习，使他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为他日后译著马列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4年，彭康离开鹿儿岛，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学习。京都帝国大学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成立的第二所国立大学，素以思想自由、学风自由而著称。这样的学习氛围，激发起彭康强烈的求知欲。在这里，彭康系统研习了哲学课程，将三年内应修的18门课程，于两年内全部修完，并大量阅读了日文所译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杂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先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先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他常常公开演讲，学生们可以自由选课，他的名字与社会主义、唯物论等词语共同烙印在留日学生的心中。
京都帝国大学现仍保存着彭康当年求学时的很多史料。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李铁生均曾在此求学。异国的经历，使得这些留日学生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他们在校园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寻求救国真理；又一同走出校园参加“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抗议活动，在学习与实践斗争中，从思想上走出唯心论哲学的圈子，向唯物论哲学迈进，从朴素的爱国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1927年冬，受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成仿吾邀请，彭康毅然放弃学业，于国内革命正处于低谷之际，回到了“白色恐怖”的上海，积极投身革命，后经周恩来亲自谈话，于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为了真理而战的一次选择，当时他已完成京都帝国大学的全部课程，只因没有提交毕业论文而未能获得学位。
投身革命 勇担重任
回国后，彭康与其他创造社盟友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成为创造社后期以理论建树著称的一位成员。他从哲学思想和文化批判两个方面入手，翻译、撰写了大量理论研究著作，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先后发表《哲学的任务是什么》《科学与人生观》《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等文，又从德文首译了《关于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著）、《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著）等文，首译了《新社会之哲学的基础》（卡尔·考茨基著）、《托尔斯泰—俄罗斯革命的明镜》（列宁著）、《托尔斯泰》（列宁著）等文，成为中国早期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
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文化战线反围剿的指示下，作为创造社代表成员之一，彭康与鲁迅、夏衍、钱杏邨等文化名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成立大会上与鲁迅、田汉等一起发表演说。“左联”这一进步文艺团体，团结在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新军中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周围，将永载于中国文化思想史上。
然而，就在“左联”成立仅一月后，彭康却意外被捕，先后被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和苏州反省院中。1930年4月9日，对于彭康而言必是终生难忘的，自这天起他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七年。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正义凛然、斗志弥坚。他带领狱中难友绝食斗争，组织同志读书学习，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思想，自己却被关进禁闭室内以至奄奄一息。
正是凭借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彭康虽经牢狱苦难，却始终保持着崇高的革命气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彭康获释出狱，由董必武同志亲自谈话，恢复党组织关系，继续投身革命，历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书记兼联防司令部政委。
根据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1940年彭康等一大批干部跟随刘少奇东进，开辟苏北根据地。彭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等职。作为党在华中、华东地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者，彭康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的繁荣发展。出狱后的十几载烽火岁月，彭康的足迹踏遍湖北、安徽、江苏、山东各地，为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诞生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命办学 开基创业
1.胸怀国家战略大局，带领交通大学完成西迁使命
1952年11月，毛泽东签发任命书，任命彭康担任交通大学校长。1955年4月，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建设、高等教育布局等考虑，国务院做出交通大学迁校至西安的决定。对此，彭康是积极拥护、身体力行。他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大局和学校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支持迁校并迅速采取行动。1955年4月，接到迁校指示；5月，赴西安勘察校址；10月，动工西安新校址的基建建设；次年8月，第一批迁校的师生员工到达西安准备上课。这些都反映出以彭康为领导的一代交大人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甘愿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荒芜的大西北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而在1957年迁校工作在“大鸣大放”背景下出现反复时，彭康坚决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支援西北的方针不能变，从对西北有利、对陕西有利、对交大本身发展有利来看待迁校问题。为此，他发挥党组织作用，动员老教授，在师生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统一了全校的思想，顺利完成了迁校任务。
彭康来到西北时已近花甲，当子女问他，年龄这么大，为什么一定要随校西迁？他只坚定地回答了四个字“我应该去”。原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在回忆彭康时说，“国务院决定迁校后，他主动要求到西北来，曾一再表示，要在西北扎下根来，愿尽毕生之力办好西安交通大学”。自此，广袤的大西北拥有了第一所多科性的国家重点工业大学，完善了中国西部高等教育的格局，谱写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2.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流人才
彭康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办学方向有着高深的认识，在任职交通大学不久，便提出学校工作应始终“面向教学、面向学生”。他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地讲，“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学校中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教学工作，配合教学工作来进行。”“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科学家来改变，这就是政治任务。”这些话语如至理名言般印刻在师生心间，成为各单位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
“要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是彭康为全校提出的目标。钱学森是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也是彭康励勉师生时，时常提到的典范和榜样。在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怀抱的当月，彭康便盛情邀请他访问母校，为师生宣讲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情况，展望祖国科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在围绕培养高质量一流人才所采取的系列举措中，彭康提出整个学校的思想氛围、学术氛围、文化氛围都要活跃起来， 学校要努力为师生们营造一个“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的育人氛围。为此，在政治运动频起的特殊年月，彭康力顶压力，为稳定学校教学秩序、为营造学校活跃的氛围，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和心血。那时住在他家楼下的教师曾回忆说：“常常从梦中醒来，听到彭康校长来回的踱步声，夜深人静，分外清晰……”。
3. 高擎“进军科学”大旗，推进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
1956年，国家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预示着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将迎来飞跃式发展。中央号令一发，彭康便组织力量进行全面规划，推动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向新的高度迈进，第一次明确提出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宏远目标。
彭康向全校提出，既要培养科学力量的后备军，又要在科学研究上有所贡献。他要求教师向学生讲课要能反映出最新技术成就，还要能反映中国实际生产经验， 要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思想贯穿始终。随着学校鼓励科学研究的举措陆续出台，一个个科学讨论会议蓬勃开展，一支科研队伍初步形成，学生科技团体迅速成立，学术刊物成功创办，学校分别与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及一些工矿企业开展合作，承担大批科研课题，师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科研工作中。
那时，交通大学的新校园正在绵延汉唐雄风的西北厚土上擘画兴建，部分教师员工与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将于是年迁往西安。在西迁大业深入推进之时，在西行队伍蓄势待发之刻，彭康领导下的交通大学以勇立世界科技前沿的雄心壮志砥砺奋进，不因迁校带来暂时性的力量分散而裹足不前，也不因东西部办学条件的差异而降低要求，充分体现出一所大学的实力和底气，也显示出一个领导者的智慧和魄力。
4.重视师资培养，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
彭康对教师队伍建设非常看重。他曾明确指出要很好地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主要依靠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教师队伍的提高。他说：“教师培养的学生要又红又专，因此教师要起模范作用，教师红专统一学生也会红专统一。”他将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一直作为学校重要的战略任务亲自主抓。1954年，交通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了教师科，统筹管理教师的学习、进修、晋级等工作。他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对知识分子做出恰当分析。
交通大学西迁以后，新建了很多新兴专业，更加迫切地需要充实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对于此，一方面，彭康团结、依靠老教授，发挥他们在教学、科研中的“传帮带”作用；另一方面，对青年教师加紧指导和培养。他鼓励青年教师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打好基础，选派大批中年教师出国或在国内其他高校进修；开办俄、英、德、日等12个外文进修班，帮助教师提高外文水平。西安交通大学的师资培养工作曾作为范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5.关心关爱学生，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彭康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学生中积极倡导“三好”。所谓“三好”，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有许多难处。为此不少学生对如何贯彻“三好”感到困惑，常常问校长，“‘三好’中到底哪‘一好’最重要?”他总是亲切地回答说，“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应是在争取‘三好’的同时，德智体全面发展，既要有社会主义觉悟，又要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本领，而健康是这一切之本。”“总体说三者都重要，但对每个具体人来说，哪一项比较弱对他（她）就最重要。” 这充满辩证哲理的分析，总是能让青年学子们茅塞顿开。
他将加强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作为培养“三好”人才的前提来抓。他讲：“我们培养的人要懂得自己是为社会主义学习，要很好地从思想上、行动上把政治与业务结合起来；要在学习中即打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今后研究科学时可以用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在他的心目中，从交通大学走出的学生应当既有听党指挥、服务国家的政治理想，又兼具热爱集体、礼貌友爱的个人修养，还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和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中哪一样都不能落下。
如果细数能够时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的大学校长，彭康绝对位列其中。他时常深入学生之中，与他们交流谈心，了解思想动态、解决生活难题，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有困难找彭康校长，一定能够及时解决。”这在学生中已成为佳话而广为流传。饭堂、教室、宿舍、操场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马路上办公的校长”。
在彭康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思想引领下，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以务实、肯干的作风，扎根于西北，不但保存了老交大机、电、动等传统学科的优势，还新设置了无线电、原子能等尖端、新兴专业，恢复了院系调整后从交大分出的理科专业，为学校形成理、工结合的多科性综合大学，为改革开放后的进一步发展，铸下坚实根基。
作为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彭康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在办社会主义大学无现成经验可循，在借鉴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社会主义办学新路，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思想理念。他的教育实践与思想，不仅为新中国培养高素质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我们今天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丰富了思维，应在共和国的教育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笔。（作者：史瑞琼，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中心）
《北京教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