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何以败？甲午海战伊东祐亨给丁汝昌的劝降书写的明明白白
伊东祐亨，甲午战争时以海军中将衔任联合舰队司令官，战后因功封子爵，升海军军令部长。日俄战争时任大本营海军幕僚长，后受封为伯爵，获海军元帅称号。
《孙子·谋攻》中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伊东祐亨1886年以海军省第一局长兼海军大学校校长的身份接待了来访的清国舰队，在参观了定远舰后他认为：“如果现在和清国开战，没有胜利的可能，只要‘定远’和‘镇远’两舰就能把全部常备舰队送到海底。”
而后清朝由于自身政治腐败和控制汉臣实力的因素，海军实力不增反减，比如甲午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头号战舰“吉野号”，此舰原本是清朝政府向英国定做，却因为慈禧太后要办六十大寿，海军衙门将造舰预算挪用为礼金。而日本政府却趁机倾全国之财力购买此舰，皇太后捐出了自己的首饰，日本商人和民间发起了“‘吉野号’募捐会”，后来募集到的银两可以买三艘“吉野号”，中日实力一减一增。
甲午海战，在清朝朝廷内部始终有人认为这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而日本是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日本天皇将大本营从东京迁到广岛，举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就这样全部压到了前线。
1894年(明治27年)7月16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将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了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由伊东祐亨海军中将为司令长官，准备参加甲午战争。甲午海战爆发后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清政府花费数百万两白银打造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一系列激烈交战后，一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损失惨重，退守威海卫基地。
从军事的角度讲，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军事力量的博弈，需要全面的从各个方面寻找对方的弱点，然后辅以军事行动，达到最终目的，这也是名将和优秀将领的最大区别，或者说“帅才”和“将才”的区别。
伊东祐亨的确是帅才，既有西方先进的海战素养，而政治观察力又很敏锐，更重要的是对中国这个作战对手的全面客观的研究态度。取得黄海大战胜利后，他根据对清军和清政府的了解（见后文劝降信），大胆登陆山东半岛，从陆上包了北洋水师的饺子，逼迫清军不得不把自己的海岸炮台炸掉，使北洋海军丧失了防御中有利的支撑点。其海战手段也有亮点，用两艘小小鱼雷艇，相继击沉北洋舰队来远、威远两舰，把丁汝昌的旗舰“定远”号打的被迫搁浅，无疑是取得了对北洋海军战术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胜利。
之后日军水陆合围北洋舰队基地刘公岛，北洋舰队就此陷入绝境。这时候伊东祐亨写了封《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致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书》，劝降丁汝昌，该书文采斐然，古文功底极深，用典妥当，其中对清朝败亡的原因点的明明白白！小编“历史照进现实”节选出来：
“ 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看看，这就是当时一个日本将领对清朝弊端的见解！放到现在，也可以拿去做结论。
甲午海战后，由于清朝的内部政争，几乎所有参战的淮军将领都被清洗了，其中原本包括丁汝昌，已经被要求押回北京待审，只是李鸿章力保，认为北洋水师在退回威海后唯有丁汝昌能镇住场面，清廷才勉强将其留用。
而在刘公岛被围后，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军，丁汝昌除了投降外是必死局面，他即便突围，也逃脱不了朝廷的处决。千古艰难唯一死！他拒绝了伊东祐亨的招降，将提督印截角作废，服毒自杀。
丁汝昌死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古往今来，一怒之下愤而投敌的李陵好做，而几十年不改其节的苏武难当！
丁汝昌在军事上，的确有不当之处，难辞其咎！但他的死，尽了他那个时代军人，特别是海军军人的本分。如果丁汝昌投降东渡日本，那甲午战败对中华民族的震撼和激励会褪色不少，都说百年海军，中国海军虽然未正经打过一次大胜的海战，但幸运的是它有魂，这个魂就是“雪耻甲午”。
